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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從西漢以來，絲綢之路開通了2000余年，它把歐亞和整個世界都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

絲綢之路不僅是中國向國際接軌、積極開放的一個窗戶，同時也是中原王朝管理和推進國家統一的重要橋梁。

絲綢之路

它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在中世紀時期，世界貿易的紐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動脈，推動了世界的歷史和人類的文明發展。

所以，這條通往古代的主要交通道，也是中國和歐亞地區的發展歷程的一種反映和記錄。

絲路不僅屬于中國，而且還屬于全世界！

絲綢之路的文化價值

（一）絲綢之路是中國走向世界、對外開放的永恒回憶

它的產生和發展始終與中國和歐洲的政治關系和社會變化相結合，特別是與中國這個“絲綢之路”的始發地。

盡管這條運河在秦朝就已經開始了，但其正式開放的時間，卻是張騫在西域中的開鑿為標志。

張騫

張騫此次西域之行，最重要的目標是與大月氏等西部部落結盟，一起對抗匈奴，雖未能如愿，但對西域地域的民族、、文化、物產、資源等情況逐步掌握了解，首次開啟了對西域的認識，這是中國積極走入世界舞臺的重要一步。

隨著西漢與西域的南、北通道的打通，中原與西域之間的文化、政治、軍事、經濟的聯系也逐漸建立。

尤其是中原與西域物產、經濟上的差異和互補，使兩國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成為了一種互相依存的關系，并在日益深入的交往中得以持續。

后來，隨著西域的發展，漢朝開始向西、南延伸，羅馬也因為對絲綢等商品的需求，一直在嘗試著與東西方的貿易往來。

所以，甘英和羅馬帝國的使節往來，標志著東西方的直接接觸，是中國積極地面向國際、開放的象征。

法國阿里·瑪扎海，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絲綢之路僅僅依靠中國，而完全不依靠西方。

這不僅僅是由于中國發現和完成了這條通向西方的道路，而且這條 道路后來始終都依靠中央帝國對它的興 趣，取決于該國的善意或惡意，即取決于 對它的任性。

疆域遼闊的中國是19世 紀之前世界上最富饒和最發達的國家， 絲毫不需要西方及其產品。

因為在中國 可以得到一切，它比西方可以做的事要容易得多。相反是西方人都需要中國并使用各種手段以討好它。 ”

這段話，聽起來很荒謬，但卻很現實。它的價值在于：

一是清楚地指出了絲綢之路的生成與繼續，其重點在于中國的發掘與維護。

二是中國在19世紀以前是世界上最富裕、最發達的國家，這與“絲路”的暢通有密切關系。

三是體現了交流與合作的重要意義。所以，中國從貿易往來中獲益良多，不論是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領域上，都對中國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說，“絲綢之路”的產生與運作，是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發展外交、實行對外開放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中國走向世界、引領世界、與世界交流、文明昌盛的一個標志和永久的回憶。

（二）中西文化交流的里程碑

交流和探索，溝通和征服，研究和發現，都是人的天性。

在人類的大規模持續性的交流中，首先是物質的交流，擴大了原動力，繼之是文化的擴散和吸收，然后是各種文明的融合和交匯，滲透到了物質和精神上的方方面面。

這樣，才拓展了雙方的發展和文化的營養，對文明的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力，推動著整個社會邁向新的一步。

從2000多年前的絲綢之路上看，在不同的文明之間，文化的傳播和文化的交流，都是一樣的。季羨林說：

季羨林

“橫亙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稍有歷史知識的人沒有不知道的。

它實際上是在極其漫長的歷史時期內東西文化交流的大動脈，對沿途各國、對我們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宗 教、哲學等等方面的影響既廣且深。

倘若沒有這樣一條路，這些國家今天發展的情況究竟如何，我們簡直無法想象。”

從這一表述來看，“絲路”在中國和一路上國家之間的文化發展和交往中有著的重要影響。

季羨林還說過：

“在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中，世界各民族共同創造了許多文化體系。

依我的看法，共有四大文化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 伯穆斯林文化體系、西方文化體系。

四者又可合為兩個更大的文化體系：前三者合稱東方文化體系，后一者可稱西方文化體系。而這些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世界上只有一個，這就是中國的新疆。”

絲綢之路新疆段

他提到的新疆和敦煌，都是連接內陸和亞歐的重要通道，而狹隘的西域，就是現在的新疆和中亞，就是亞歐的中心。

它可以連通亞洲東，西，南，北，歐洲，而敦煌在河西的西段，地處中原與新疆的交通要道。

因此，敦煌和新疆成為了溝通東西、亞非歐、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橋梁。

四大文化或者說兩種文明之間的溝通，都是由“絲路”來完成的。

法國的勒內·格魯塞對也針對“絲路”進有著形象化的論證，他說：

勒內·格魯塞

“絲綢之路結束了我們地球上兩個不同世界的隔絕，使得中國人的領地和印歐人的 領地之間有了一些細微的接觸。

它們是絲綢之路 和朝圣之路，商務和宗教經由那里傳遞，亞歷山大 帝的繼承者們的希臘藝術和來自阿富汗的佛教使 徒們也是從那里經過的。

《托勒密書》中提到了希 臘和羅馬商人曾經通過那里獲得‘絲國’的絹；后漢時期的中國將領們曾經希望通過那里與伊朗及東羅馬帝國建立聯系。

絹

因此，從漢朝到忽必烈時 期，中國政治的一貫政策中就包括維持這條世界 貿易大道的暢通無阻。”

勒內·格魯塞對絲綢之路也做過更深入的論述：

“蒙古人幾乎將亞 洲全部聯合起來，開辟了洲際的通路，便利了中國和波斯的接觸，以及基督教和遠東的接觸。

中國的繪畫和波斯的繪畫彼此相識并交流，馬可·波 羅得知了釋迦牟尼這個名字，北京有了天主教的總主教。

（蒙古人）是將皇家禁苑的墻垣吹倒并將樹木連根拔起的風暴，卻將鮮花的種子從一個花 園傳播到另一個花園。

從蒙古人的傳播文化這一點說，差不多和羅馬人傳播文化一樣有益。對于世界的貢獻，只有好望角和美洲的發現，才能夠在這一點上與之比擬。”

由此看來，絲綢之路對文化的推動并未虛言。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經過了2000多年的歷史，不同的國家、民族，在貿易、遷徙、戰爭等復雜的相互作用影響下分化與融合，形成了一段豐富多彩、波瀾壯闊的歷史。

因此“絲綢之路”是人類文化象征和精神財富的共同遺產。

絲綢之路的歷史意義

（一）古代中國國家實力的衡量尺

盡管在絲綢之路開通之后，無論是否開通，都受到沿途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制約。

但中國是“絲綢之路”的發源地，其實力的強弱、社會的穩定以及對外交往的心態等都是重要的原因。

兩漢、隋唐、蒙元時期，由于國家統一、穩定、強大，以及對外界的開放，使得雙方在貿易和文化上的交流變得更加頻繁，雙方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漢代的統治者在對絲路的支配下，逐步建立起了與民間交易并存的商業體制。

為了繼承、維護和發展華夏的傳統朝貢制度，開創了“四夷來朝”和“萬國慕化”的太平盛世，這一政治理念也就成了歷朝歷代君主所追求的目標。

四夷位置

這一制度在客觀上有助于促進和推進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需要強有力的政治力量和強勁的財政支持，否則很難維持；

反之，每次中國處在戰爭、分崩離析、國勢衰弱的年代，比如魏晉南北朝、宋遼金、西夏，盡管貿易和文化交往仍在進行，但其流通和效率卻遠遠不及漢代、唐代。

到了明清一統，隨著國勢的衰敗，傳統的貢賦制度已經成了一個沉重的包袱，很難維持。各國的外交政策從以前的開放性轉向了保守性，甚至閉關所關，導致了貿易和文化的作用減弱，甚至消亡。

當然，絲路是跨越三個大陸、連接幾十個國家的，這其中既有中國內部的原因，也有歷史上各個國家治世興亡的原因。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社會動蕩不安，亞歐也不太平，絲綢之路在歷史上的地位也就越來越低。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絲綢之路

對這一點，西方歷史學家曾經說過：

“大約在公元五百年的時候，歐洲的局勢陷入了動蕩之中。亞洲平原上的牧民入侵了各個文化的核心地帶。盡管中國在那時并沒有失去全部，但是它同西方，北非，意大利，拜占庭，以及西歐的關系已經大為削弱。在以后的幾百年里，所有的區域都回到自己的發展的地步。”

（二）中原王朝管理西北與民族團結的關鍵

中國的西北部，就是漢族和少數民族交錯的地方，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過渡地帶。

這條道路是西漢時期設立四郡管理河西、開發西部、消除北部的危險而形成的產出物。

從秦國時期的北蠻，犬戎，西戎，氐羌，到秦漢時的匈奴，再到魏晉南北朝的柔然、鮮卑、吐谷渾，隋唐的突厥，回鶻，吐蕃。宋元時的契丹，黨項，女真，蒙古。明清時的滿族，韃靼，瓦剌，藏族，蒙古，準噶爾，回部。

這些都曾經或在歐亞的征服中，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勢力，有的與中原對抗，有的控制著西域，有的入侵，有的被吞并，融合。

絲綢之路上的民族融合

由此，絲路地域廣闊，民族與民族之間發生了大規模交流，大遷徙，大流動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一個文明與文化發展的慘痛時期，也是一個民族與文化、國家與民族的轉型和蛻變期。

就中國來說，在過去的二千多年里，經歷了四次大的國家交流和融合，

一是春秋戰國時候秦、晉、燕、趙、北狄、西戎間的交融；

二是中原與魏晉南北朝時“五胡”的文化的交融；

三是唐，宋，元時的多個民族交融；

四是在明、清時期西北諸侯之間的交融。

每次民族和國家大交流大融合，都會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發展與演進產生重大的沖擊。

民族和文化的交融

同時，在民族融合與文化融合的進程中，某些古代民族融入漢族或其它民族逐漸消亡，有的則在融合之中形成新的一份子。

在西北的發展過程中，每當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時候，絲綢之路都起到了國防、商貿、文化傳輸、文明生長、民族融合等多種功能。

（三）中古時期中外貿易交往的渠道

中世紀時期，絲綢之路的開通，把亞，非，歐三個大陸都連接在一起，把世界上的大國們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因而各個民族的經濟、文化和物質的生活的改善。

像唐朝出口到西方的商品，光是絲綢就超過了一百種，而其他的商品和技術更是數不勝數，比如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漆器、瓷器、鐵器、金銀器皿、錢幣、煉丹術等等。

法國人阿里·瑪扎海在他的著作《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一書中，特別闡述了谷子、高粱、樟腦、肉桂、姜黃、生姜、麝香、大黃等九種植物的西傳，并對它們的影響進行了闡述。

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中說過：

“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 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變成新教的工具， 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絲綢之路時的火藥

絲綢之路時的指南針

絲綢之路也在中國的古代歷史上留下了深遠的意義。一路上，歐亞國家也向中國提供了許多動物，植物和技術，其中以馬、牛、駝、獅子為主的動物進入中國；

絲綢之路時的動物展

植物包括石榴、葡萄、苜蓿、胡麻、胡椒、胡黃連、胡荽、茴香、靛花、郁金香、天竺桂、無花果、指甲花、阿勃參、各種藥材、香料、染料等。物件包括：玻璃器，琉璃，玉器，珍珠，珊瑚，金剛石，石蜜，砂糖，氈布，葡萄酒等。

它們的引進也極大地充實和推進了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東西兩國的貿易與文化的雙向交換，把彼此與全世界聯系在一起。在中世紀時期，“絲路”確實起到了連接中外貿易的重要作用。

此外，還有天文、歷法、算術、醫藥、建筑、造船、制玻璃、制糖、釀酒等科技的引進，對中國科技進步、改善民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西方的交往中，文化的交流和傳播，對促進人類的文明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絲綢之路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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