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歷史愛好者，司馬遷所著的《史記》是筆者最為喜愛的一部史學著作，每一次閱讀都會給我帶來全新的體驗和感悟，我更是被書中的人物和故事所吸引，每每達到了欲罷不能的地步，但是提到班固所著《漢書》卻感到十分陌生，目前市面上我還找不到完整的白話版本，大多數是節選和精華版，讓人難以一睹其全貌。

這種現象的出現，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漢書》的讀者遠不如《史記》眾多，也許相對于《漢書》這部史學著作的嚴謹來講，《史記》的內容更加喜聞樂見，其文章處處體現了司馬遷個人的性情。

今天我們就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看看《史記》與《漢書》有那些不同。

一、體例不同。

首先，《史記》出自司馬遷之手，記載了從三皇五帝到漢武帝時期的歷史；《漢書》出自班固之手，只記載了西漢一朝的歷史。二者雖然都是紀傳體史書，但是其記載的歷史時間段有所區別，體例也有所不同。

《史記》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其體裁不同于前代以時間為次序的編年體史書如《春秋》，也不同于以國家為區別的國別體史書如《國語》。它不以記述言論或記述事件為中心，而是以人物為中心反映歷史的“紀傳”體，通過對人物的塑造，強調歷史是由人類創造的。自此以后，從東漢班固的《漢書》到《清史稿》均采用此體例，對后世史書編撰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史記》細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個部分，全書共130卷，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其中“本紀”、“世家”、“列傳”以歷史上的帝王將相和英雄豪杰人為中心，占全書內容的比重最大。“本紀”以王朝更替為主軸，按時間順序記述歷代帝王的言行和政績。其中先秦部分五篇記載了五帝、夏、殷、周、秦，秦漢部分的七篇記載了秦始皇、西楚霸王項羽、高祖劉邦，呂雉、漢文帝劉恒、漢景帝劉啟和漢武帝劉徹；而“世家”記述了世襲王侯、封國重要人物的事跡；“列傳”是帝王、諸侯外其他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跡，十分難得的是還收錄了少數民族的傳記；“表”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世系、人物和史事，如《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書”記述了禮樂、天文律法、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共有《禮書》、《樂書》、《律書》、《歷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淮書》。

《漢書》共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萬字。《漢書》一方面沿襲了《史記》的紀傳體，但具體又有所不同。首先《漢書》并非《史記》之通史體，而是專門記述西漢歷史的斷代史。

全書從漢高祖劉邦說起，到西漢末年的王莽為止，共計二百三十年的歷史。其次在具體類別的名稱上有所不同。《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略為“紀”，“列傳”略為“傳”，“書”改成“志”，取消了“世家”，將漢代功臣編入“傳”。有的類別內容也有所變化，如《史記》中的“書”大多數只是講了一朝之事，而《漢書》將此類別變成了記載一類事件的“志”，時間跨度更大，可以把《漢書》的“志”看作是某一方面的專門史。

《史記》與《漢書》在體例上有所區別，《史記》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體例，但《漢書》則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首例，以后我國歷代正史都采用斷代史，因此司馬遷的《史記》并沒有成為真正的史書定式，反而是班固的《漢書》成為了固定的范式，為后世所有編撰史書的參考。

二、思想傾向不同。

《史記》和《漢書》雖然都是記載歷史，且其中所記載史事有部分相同之處，但由于作者經歷不同，因此思想傾向上就有了較大的區別。

司馬遷和班固寫史書，同樣都是子承父命寫史，但二者之父記載歷史的出發點有所不同，司馬遷和班固所處時代、個人經歷也不盡相同，因此二人思想傾向有明顯的區別。

《史記》的思想傾向較為復雜，一方面司馬遷有儒家思想傾向，以“三不朽”為其個人的人生目標，《史記》就是他“立言以不朽”的具體實踐。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擔任太史令，勤奮刻苦，知識淵博，以修史為己任，但他未能實現自己的愿望，因此為他把這件事作為自己的遺命交給了自己的兒子司馬遷去完成。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幼年就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十歲就開始讀古文，還師從當時的儒學大家孔安國和董仲舒學習。二十歲之后，司馬遷游歷祖國的名山大川，同時溯本尋源，聽聞了很多歷史事件親歷者的描述，得到了很多寶貴的第一手的史料。在繼承了父親的太史令職務后，更是廣泛閱讀當時的藏書。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初始的動機，為盡史官之責任，錄當代之盛況。

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的初始動機也是如此，但在寫書的過程中，他因為替李陵辯駁的緣故蒙冤受屈，經歷了宮刑。為了能夠完成《史記》，他忍受著巨大的恥辱和痛苦堅持了下來，個人思想也發生了改變。他在對歷史的感慨中加入了強烈的怨刺色彩，使許多人物傳記充滿磊落激蕩之氣，被后人稱為“無韻之離騷”。他對人和的歷史觀照的深入透徹，也影響了他對當時政事的看法。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司馬遷《報任安書》

他把致力于歌頌王朝正統，轉變為強烈的批判精神進而關照歷史本身，如將正史所否定的刺客載入列傳，將霸王項羽、呂雉列入本紀，都是大膽的嘗試和突破，對他們的人生觀和英雄行為也予以肯定和贊頌。

另外一方面司馬遷還有強烈的道家傾向，他的父親司馬談就有道家方面的傾向，司馬遷因此受到了影響。

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史記·李斯列傳》

《史記》中不少篇目表現出了這種傾向。例如《李斯列傳》中李斯最后的感嘆，就體現出司馬遷受到了道家人生觀的影響，那不是李斯的感悟，而是司馬遷的感悟。

《漢書》則有強烈的正統思想。《史記》之后不少人為其續作，但班固之父班彪認為這些續篇水平多粗鄙不堪，因而自己為《史記》做后傳六十五篇。他贊揚司馬遷的才華的同時，又對于司馬遷的思想傾向提出了強烈的批評，班固在《漢書》中為司馬遷列傳，他是漢代系統評價司馬遷的第一人。

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

班固子承父業，他編撰《漢書》有歌頌漢朝功德之意，他篡改了司馬遷《史記》中的一些觀點，令《漢書》更加符合封建正統思想。另一方面，《漢書》表現出的思想傾向和《史記》中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異端思想不同，它的主導思想是陰陽五行學說和宣揚漢朝的正統觀念，同時還宣揚天人感應。

二者在同一歷史事件，同一類人上很多的看法截然不同，如司馬遷的《游俠列傳》里對游俠進行了歌頌：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史記·游俠列傳》

而在班固的《漢書》中，則認為游俠是破壞社會秩序，造成國家動亂的根源。

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于強世者，扼腕而游俠者，以四豪為稱首。于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漢書·游俠列傳》

看待同一件歷史事件，會有不同的結論，那是因為作者的角度不同，因此他們的立場各異。司馬遷歷經磨難，他本身已經擺脫了自己的儒者之位，他不再是忠君的儒者，而是那個冷眼旁觀的史家。班固則是一副敦厚的儒者之風，充當了封建統治衛道者的角色。

三、美學色彩不同。

美學色彩上，司馬遷出于個人悲劇命運的原因，在《史記》的記述中充滿了強烈的悲劇色彩，他歌頌了英雄的悲劇命運，如項羽落敗時，霸王別姬的悲愴和傷感；寫荊軻之死：“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史記·刺客列傳》中這一段描寫成為了千古絕唱，眾多英雄為了荊軻刺秦這件事而相繼赴死的情節，更是讓人感嘆。可以說司馬遷因自己命運的悲涼，以他獨特的情感角度，使他塑造的人物富有強烈的感情，表達了司馬遷的愛憎分明的真性情，使《史記》成為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強烈的個人色彩還表現為《史記》之記述方式與以往史書記述的方式不同，作為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方式顯示出作者個人強烈的主觀意識。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的歷史事件，多對題材進行剪裁，不僅將歷史事件描寫的跌宕起伏，還通過許多戲劇性場面的描寫，給情節賦予了諸多變化，并通過場景和內心描寫來渲染氣氛或烘托人物，在史實敘述的同時，刻畫出具有強烈生命力的藝術形象，其文章表現出濃烈的藝術感染力。因此說《史記》不僅是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同樣也是一部文學巨著。

與《史記》相比，《漢書》的正統色彩強烈，沒有那種悲劇色彩和跌宕起伏之氣。且在行文上也同樣如此，《漢書》的記述中多用古語，行文簡練整齊，嚴謹有序，在材料取舍上班固也下足了功夫。他善于裁剪，注重交代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其史學性更強，而且感情色彩不如《史記》表現的那樣直白，文字之間的細微變化中蘊含褒貶，措辭非常注意分寸，表現出了班固敦厚的儒家特色。

因此綜合來看，《史記》和《漢書》的寫作目的有所不同，因而影響到其風格有所不同。從文學角度看，《史記》的個性色彩更強，表現作者強烈的情感和對歷史的個人觀點，而《漢書》更強調史實的嚴謹，其史學成就功不可沒。

一個人的歷史，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