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晉如
唐宋八大家里面第一個是韓愈，蘇軾稱韓愈的文章為“文起八代之衰”，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之文，即說的是駢文。這個說法恐怕有問題。駢文是古文外的中國文章另一大宗，二者均是源本六經，只是同源而異趣，駢文自有古文所不可替代的功用，又何嘗是文章的衰敗了？而像庾信的《哀江南賦》這樣的絕大文章，韓愈更寫不出。倘若依中古論文的說法，“有韻為文，無韻為筆”，韓愈擅長的只是“筆”而已，他的“文”是起不了八代之“衰”的，不但起不了，連繼承八代之“盛”也做不到。至于蘇軾評價韓愈“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潮州韓文公廟碑》），天下間唯孔子才當得起，韓愈顯然是當不起這兩句考語的。
五代十國時所作的《舊唐書》，和宋初所成的《新唐書》，對韓愈在文章上的評價頗不相同。《舊唐書》謂：“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后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盭（lì）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于取舍，頗為當代所非。”
《新唐書》則謂：“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
《舊唐書》肯定韓愈在駢文近體通行之世，而能自成一家新語的奇創，也忠實地記述了韓文在當時的影響，但更多則是對韓文的批判。認為韓文泥沙俱下，多有紕繆，原因則在韓愈“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要之，其文往往縱橫如諸子，而有不合于經之處。這是說他的論辯文，而他的敘事文也有詳略不當、疏于剪裁之處。
《新唐書》對韓文評價則截然不同。歐陽修舉韓愈與司馬相如、司馬遷、劉向、揚雄并列，認為同屬不世出之作者，又說韓文“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里”，皆是佐佑六經的文字。《新唐書》肯定韓愈的文章立論和遣詞造句，謂為“不襲蹈前人”，這一見解與《舊唐書》一致。至于說韓愈文章“沛然若有余”，那是說韓文有一種充沛之氣，這當出諸同為文章家的歐陽修敏銳的文學直覺。
然則新舊《唐書》對韓文的評價，哪一種更近實呢？我們只看對韓愈有知遇之恩，又曾在韓愈上《諫迎佛骨表》后，救了韓愈一命的宰相裴度，他對韓文的評價，當有答案。裴度《寄李翱書》云：“昌黎韓愈，仆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當大為防焉耳。”
李翱是裴度的遠房表弟，又是韓愈的學生，韓愈則是裴度的下屬，裴度此信，大要在對李翱暢談文章之道，他不需要顧忌對方的身份，故這段話應看做是裴度對韓文的真實見解。而的確，韓愈雖以載道自任，其澤被后世者，并不是其思想，而是其文章的法度。（徐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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